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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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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7-07-24 10:58    浏览次数: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语,出自毛泽东1940年初秋与马列学院的邓力群等人的谈话。其中,“延安作风”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是指国民党的作风。这句话实际反映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警示、期许和确定的目标。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固有的“西安作风”并未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国民党在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背叛革命后,政治上蜕化,“党员官僚化”,作风日益腐化。1927年12月,地处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党部,在对所辖党部的调查中称:“各县党部往往花天酒地堕落党员人格,呼卢喝雉违反革命纪律,吞云吐雾变成黑籍幽魂。”蒋介石也认为,国民党党政官员存在“迟缓”“推诿”“虚伪”“浮嚣”“阳奉阴违”等问题,“旧党员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这些固有的颓败风气并未因抗日的战争环境而节制和收敛,而是愈益泛滥。

  1940年回国考察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也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许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

   在严峻、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风”

  为了保持和发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作风,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为此,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

  一是号召全党保持、发扬和强化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中共把“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目标,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二是抵御和防止国民党及其封建主义风气的侵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就告诫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他向全党高瞻远瞩地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为此必须和各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共严明党纪政纪,严肃惩处腐化分子,“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是克服和消弭党自身存在的不正之风。为此,中共在全党发起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其要害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迥然不同

  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自然迥然不同。

  在党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延安作风”助益中共提出、制定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和实施,推动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则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军政机能十分低下,自蚀其力现象严重,不但决策难以与时代、人民合拍,并且其计划、决策普遍难以达成,“势”与“力”呈现不断消退的态势。

  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中共亲民、廉洁、为国为民,充满活力,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景仰,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国民党恶劣的作风使其在国内外的形象,不仅与共产党大相径庭,而且与早期相比也是一落千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认为,中共将成为“中国的希望”,并预见“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以上两个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结果形成国共两党的逆向发展:中共作风优良,朝气蓬勃,受到群众支持,为国内外瞩目,形成良性发展,结果是战胜了国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则在严重的腐化中分崩离析,与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最后在恶性循环的漩涡中沉沦。毛泽东预见和期望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最终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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