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约孙的民族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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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 平    来源:     时间:2016-11-29 11:32    浏览次数:

 

   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具有共同自然、共同文化、共同利害、共同价值和共同心灵的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也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想、信仰、情感趋向、心理素质、生活习惯以及行为模式。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产生特定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又形成特定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诸成员都普遍接受且长期存在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思想和行动协调一致的整体,它在浅层次上涉及服饰,饮食等习惯;深层次上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法律制度仅仅是这个整体的一部份,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该文化模式的制约,无论是18世纪末的历史法学,还是本世纪的法律人类学,都强调法律与特定民族历史文化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历史法学派的理论认为,法律是每个社会和时代所独有的、较大的文化环境的体现。对此,布莱克教授也曾说过:可以用各种文化的量、文化的多样性和法律自身的文化位置与方向解释法律。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民族性理论来解析蒙古族约孙的特点,这是研究蒙古族习惯法的新范式。

  蒙古族习惯法如何界定?

  借用特木尔宝力道老师的观点来说,凡是维护蒙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依据某种地域和社会组织而产生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都属于蒙古族习惯法范畴。如前所述,民族性或民族文化模式对法律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蒙古族人民身上独具的民族性或者说是蒙古族独特的文化模式对于他们成为法治民族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族文化模式与蒙古族习惯法互动的场域又如何?

  蒙古民族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她所活动的地域,自夏商以来就是大小各游牧部落出没的广阔草原地带。蒙古族又是一个马背民族,因为他们从小就将马作为生活伙伴,骑马放牧,骑马征战,骑马交际……一切生活领域都离不开马,马成了他们的宝贝动物,马成了他们展示英雄气概的载体。因为,马身上就有刚勇、强烈的性子,而且马又通人性,马是眷恋故乡的,即使跑到多远的地方,也能跑回来,它认得故乡的路,蒙古族就这样与马结下不解之缘。所以,称蒙古文化为“马文化”也是不无道理的。爱马、惜马、重视马,蒙古族习惯法中有关保护马匹的条文屡见不鲜,是很自然的事了。如,常有规定,禁打马匹之头面,战斗间隙要放马于草地,饱食,禁止骑乘;禁拾遗和偷盗,盗马者除必须赔偿外,并课以罚金,不能缴纳罚金者处死。如此看来对马的保护是严格的,因为马与蒙古族生活最有关切联系,且占重要地位,法律来自生活,所以保护马的习惯法来自重视马的实际生活。

  蒙古族历来依赖天然的草场放牧,草场的好坏和水资源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牧畜的增长,所以节约用水和保护草场对蒙古族人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禁止人们向水中和灰烬上溺尿,草原上水资源本来很缺乏,向水中溺尿,会污染水源;禁止人们泥手汲水,规定必须用某种器皿,主要是为了节约水资源;禁草生而挖地;禁遗人而燎荒。牧业经营方式——“古列延”、“河寅勒”、“敖特尔”等也可证实当时已注意到了选择牧场并在游牧轮牧中使一些牧场得到恢复,以避免牧场遭到过度的使用。       

  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是由于人口资源缺少的需要呢?还是由于女性在情感场中的重要地位呢?虽不敢一口肯定,但基于人类需要繁殖和人类是具情感场的动物,人类正因为有感情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据这一普遍认知,我们可以断言,这两者均导致对人口稀少和在草原这片自由天地上,也即情感的自由场所生活着的蒙古族来说,相当重视妇女是其一特色了。我们先不说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只从文学或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妇女,尤其是对母亲的赞歌、赞美诗是举不胜举的,母爱是最有威力的爱。在《蒙古密史》中也记载着成吉思汗是多么孝忠母亲,听从母亲的教诲,也为了爱情,即情感场的重要而发战讨伐鞑靼人,抢回了爱妻。还有,作为先祖辈的“阿伦高娃哈顿”(哈顿,即妇人)用五根箭教诲五个儿子的故事中也突出了母亲——一位女性的伟大和贤明。蒙古族历史上还有很多有关于这一类女性的记载,如满都海斯琴哈顿执政、宏格尔朱拉(人名)替父亲参战等等。

  对此,普兰·迦尔宾在《蒙古人的历史》“法律与风俗”部分中记载:“妾所出之子与正妻之子没有任何不同,父亲按照自己所愿将东西分给各个儿子,如果是王公的后,妾所出之子与正妻之子有同样的权利来继任。”可见,不分正妻和妾之子而分财产,折射出了对妇女的同视和重视。虽只提儿子,不提女儿,但这只是早期的习惯法内容,后来蒙古族遵循的是不分男女均分财产的习惯法,即使是幼子继承父亲的主要财产(其实是中心财产,如房屋等)也不排除女子也同样得到一笔财产。

  蒙古族人为人诚实、热情、豪放,这句话似乎早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可以说正因这样的品性,蒙古族的习惯法才得到了其应有的效力,孟驰北先生说过:“牧业民族的诚实品质对于实行法治是不可或缺的”、“游牧民族能守法,这是因为他们太少心机,能保持原始的诚实,诚实是受到社会的尊重与倡导的”。普兰·迦尔宾在《蒙古人的历史》中也写到:“他们(鞑靼人)很少争吵,甚或从来不争吵、从不打架、殴斗吵嘴、伤人,杀人也从未发生过;那里也找不到抢劫、偷窃主要物品的人,因此他们用来保藏自己财物的帐幕,大都全不上门拴或锁。若有牲口走失时,找到它的人,或把它放走,或把它送到某些人那里看管起来,丢失牲口的人会很容易地从看管牲口的那些人那里将牲口领回。他们相互间相当尊重,十分友好,即使食物不多时,他们也愿意分开来大家吃”,“他们之间看来从不相互嫉妒,几乎也无争论,任何人不轻视别人,而都竭力帮助别人,扶助别人”,正因为诚实、热情、直率、嫉妒心少,蒙古族人才会“不知不觉中”或“自然而然地”遵守着习惯法,使其真正起着调整社会秩序、安全的作用。   

  牧民以放牧为生,每户多少都放养着一些牲畜,牲畜由于被突来的天灾、瘟疫等原因造成不稳定的系数,一种变量,所以牧民中以财产来划分人口高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以个人的“力”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低。这种“力”既包括“体力”又包括“智力”。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体力过人者只属一时的英雄,智力过人者才是一世英雄。”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人重视人的存在(其实是体力和智力过人的人的存在),因为人存在可以给部落带来安全、秩序,也给牧民们带来好处。这种“人”的存在,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存在,给人们的“观念”和“生活”都带来一种追求的目标,从而使生活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英雄”一般都是智力和体力过人的勇敢人物,英雄被人们尊敬,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英雄人物们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也为法治带来了明显效果,英雄来自牧民,受牧民的爱戴、尊敬,所以英雄的事迹也代表了牧民,牧民遵从英雄的教导是不无道理的,当然,如果英雄的作法和牧民的利益不挂勾的话,牧民也绝不会言听计从的。对人的重视还表现在:“蒙古族习惯法对死刑的运用特别慎重,不得已才适用死刑。”在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犯罪者判刑,有错者罚物,有意杀人者偿命,无意杀人者受罚。”

  总之,笔者想从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将蒙古族习惯法放置于其民族文化中来审视,也就是法律的文化解释,进而,希望能够引出更多更深的研究范式及成果。因为苏力先生说过:“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群体生活中得以传承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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